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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们，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大会。首先，我想告诉大家，我会说中文，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说这一点，因为经常我在说中文的时候，我的中国听众不知道我在说中文。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1935 年出生在巴黎，我4 岁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法国被德国占领。巴黎的生活非常困难，我不知道被谁带到一个小农村里去做农民，那个时候我只有4岁，那个时候的法国农村非常落后(有点和现在的中国农村差不多)，我每天从早工作到晚，非常辛苦。尤其那个时候法国男人都被抓到德国去做战俘，农村里只剩下女人和孩子，我每天都要喂猪，放牛，喂兔子，锯木头，捡土豆，等等。我在农村度过了7年，我儿童时代最好的朋友是猪，兔子，牛。我每天放学回来，有很多工作，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做作业上，所以我总是很快把作业做完。我很喜欢看书，但是如果我看书，别人会说我偷懒，看书不是工作。有一次在放牛的时候，我在看一本书，看得很认真，我的牛突然跑到了邻居的麦田里去。我去找我的牛，邻居在我屁股上踢了一脚。那个时候我常常觉得生活非常辛苦，我很想回到巴黎过城市里人的生活。但是现在每次我想起我的童年，我觉得我在农村度过了非常美好的生活，所以，我非常喜欢张宇在《软弱》中写的：父亲看到“女儿已进入中学就像进入了战场，紧张地喘不过气来，她课内课外的作业围困着她，就像苦海无边一样”。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可怜，同时也觉得城市里的孩子可怜，可怜得没有了童年的快乐。父亲想到自己的童年，“能看天上的白云和地里的庄稼，能上山坡上牛，还能下河摸鱼，野到哪儿是哪儿。可是现在城市里的孩子能看到什么？看天吧，天永远是会蒙蒙的，看地吧，到处永远是楼房和道路，就像生活在盒子里一样。”

　　我的农民经历和我现在的翻译工作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我的农村生活经历帮助我非常好地理解一些农民出身的作家的作品，比如毕飞宇、阎连科、张宇。在他们的作品里，经常涉及到农村的生活情况，比如说毕飞宇的《平原》里，讲到养猪的情节，如果没有养猪的经历，就很难很好地理解，我非常了解猪的生活。

　　1947年，我回巴黎，1951年我开始在师范学校学习，想成为一个小学老师。1955年，我开始在小学里教书。

　　23岁的时候，我服兵役，参加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战争非常艰苦。我当兵28个月，很了解军队的情况以及武器的使用方法，这使我很好地翻译了一本讲述军队的小说。

　　1965年，我开始学习中文。在这之前我学过英语，做过英语老师。但是我从阿尔及利亚回来以后，非常累，很想换换生活。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学习中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在巴黎七大学习中文。

　　1966年，你们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那个时候法国人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无产阶级大革命很感兴趣。我订了一些中国的报纸，比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画报，那时候这些报纸都很便宜，我每天都看，这使我很了解中国的历史。因此我可以很好地翻译涉及到中国历史的文学作品。大家可能知道，(史沫特莱)，是个著名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做过很多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报道，她写了本朱德的传记，我把这本传记从英语翻译成法语。

　　那时候我和你们很多人一样，接受过毛主席教导，学习过《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毛主席还说：“不怕脏，不怕累，不怕死“。我做过农民，喂过猪，放过牛，所以我不怕脏，不怕累，但是我很怕死，可能我不是毛主席好学生。

　　这个毛主席语录对我的翻译很有用，它帮助我很好的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一些情况，因此我很好地翻译了毕飞宇的《平原》、《玉米》等作品。 因为翻译《平原》，我还在法国得了一个奖。

　　后来我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的人民警官大学和上海的对外贸易学院做过老师。长期在中国生活让我有机会很好地了解中国的现状，研究中国的过去，使我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和思维习惯。

　　后来因为我工作很忙，30年之内我没有翻译，一直到1998年退休了的时候，我开始翻译中国小说，第一本是老舍的《小波的生日》，后来出版社总是有书让我翻译。我一共翻译了17 部中国现代或当代小说，其中有老舍的《鼓书艺人》、《二马》、《老张的哲学》等等。《老张的哲学》是老舍的第一部小说，写于1925 年。我还翻译过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张宇的《软弱》，毕飞宇的《玉米》，《平原》等等。

　　在中文翻译成法语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中法作家不同的写作习惯，这造成了翻译过程中一些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发现中国作家很喜欢重复，但是法国作家不能总是重复一样的句子或词语，我想我的法国同行会同意这一点。比如说了老舍在《二马》里面描写一间小客厅，在9行字里面一共享了7次“小”这个字。法国翻译家必须要找到一个避免重复的办法，有时候用同义词来替代，有时候用其它的办法。比如中国作家在写对话的时候用“他说”，“她说”，法语中有很多表示“说”的词，不能总是用一个词来翻译“说”。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老师就教过我们，不能总是用一样的词。当我把翻译稿交给出版社的时候， 出版社的校正员会检查我的翻译，要求我做一些修改。所以我翻译的时候，有些内容我理解地很好，但是为了避免重复，我要花很多时间来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当然，我说这一点不是为了要改变中国作家的写作习惯。只是讨论一下法国翻译家在翻译中国小说过程中的问题。

　　我老了，但是我希望我的脑袋不会老，我的智力还可以保持很多年，可以继续翻译有意思的中国小说。

美国波摩纳学院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白亚仁在研讨会上的演讲

　　我是中国当代文学外国翻译家队伍中较为少见的怪物，平时研究明清文化，偶尔才读一些当代文学作品，以古为主，以今为副。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头二十年我基本上都是老老实实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为什么十年前突然间想到翻译中国当代小说呢？一方面是想换换口味、获得片刻轻松。研究明清文学相当辛苦：古文本来不好懂，查查词典不见得能解决问题，有时候连断句都让人头疼；文献又庞杂而分散，要跑好几个城市(甚至要跑好几个国家)，办完阅览手续后在图书馆的善本阅览室填好提书单子后，经常要等半个多小时才能看到书。

　　将近中午时，工作人员又要休息，无法给你提书，若湿度超过标准(在中国的夏天这是常有的事)，可能一天到晚都不能给你提书；即使书给提出来了，善本书又不可以拍照，只能手抄……，一言以蔽之，工作效率未免有点太低了。相比之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十分省事，只要手上有你想翻译的那本书、还有一台电脑、几本词典，再加上一两个中国朋友的电话号码，就差不多了，根本就不用离开家；作者也是活的，若有什么难题，和作者直接联系也十分方便。另外一方面，因为在教学过程中接触过一些当代文学作品的英文译本，产生了一些非份之想，对别人的译文往往不特别满意，老觉得自己能翻得更好。偷懒和不自量相结合，是促使我翻译中国当代文学著作的主要动机。

　　年初，我偶然去逛书店，买了一本当时刚出版不久的余华的短篇小说集《黄昏里的男孩》，读完后开始考虑是否将它翻译成英文。这本小册子之所以吸引我，一方面是它的可读性很强，有的故事很悲惨，有的很幽默，但都生动简洁。另一方面，他们所反映的中国社会，我觉得美国读者会感到新鲜，因为反映的不是他们已经比较熟悉的文化大革命，而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故事和政治的距离拉得很远，表现的是美国人更容易认同的问题，如代沟、婚姻中的危机等，是一本政治色彩较淡而人情味较浓的小说集。在翻译《黄昏里的男孩》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余华，当《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英文译本在美国出版时，余华曾到我的学校来讲座，随后我就承担了翻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任务。最近还翻译了余华的一本题为《十个词汇中的中国》的随笔集。

　　表面上看来，余华九十年代以来完成的作品不应该很难翻译。有人做过统计，《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用的全部词汇不超过三千个不同的汉字，余华的句子结构也并不复杂，他的小说的语言可以说是平易近人。但将余华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并不是一件一帆风顺的事情，要花不少功夫才能翻得好。余华曾经说过，“一位作者是一位聆听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一位译者也必须同样是一位敏感和警觉的聆听者。只有这样，译者才不会将原文直接、机械地翻译出来，而能发掘对象语言的内涵，以充分表达原著的意思，重新创造原著带给它的读者的种种感受。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举两个例子。下面是余华于年写的短篇小说《他们的儿子》的一个片段：

　　李秀兰也没有睡着，她看石志康总是在翻身，就问他：

　　“你没睡着？”

　　“没有。

　　”石志康回答。

　　李秀兰侧过身去问他：

　　“儿子坐着出租车回家要花多少钱？”

　　“不知道，我没坐过出租车。”

　　石志康接着又说：

　　“我想最少也要三十元。”

　　“三十元？”李秀兰心疼地叫了一声。

　　石志康叹息了一声，说道：

　　“这可是我们从牙缝里挖出来的钱。”

　　两个人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石志康先睡着了，没多久李秀兰也睡了过去。

　　这是一段十分平凡的叙述和对话，语言甚至简单到仅仅学过一年汉语的美国本科生都能看懂的程度，翻译起来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若要翻译成与原文同样自然、通顺的英语，就不能拘泥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如果我们过多地重视翻译应该忠于原著的原则，可能会这样翻：

　　：“You can’t sleep？”

　　“No,”

　　“？”

　　“I don’t know. I’ve never taken a taxi。”

　　“I think it would have cost at least thirty yuan。”

　　“Thirty yuan？”

　　“We sweated blood for this money。”

　　这样翻译虽然十分“忠实”，但这却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译文，因为它过于尊重原文，而不顾及英文的叙述方式。首先，英文作家决不会以如此方式描写这样的场景，英文作家绝对不会反复地写出夫妻两个人的名字；叙述和对话的先后顺序也不会这样处理。因此，我们还必须作更多的改动，比较理想的译文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You can’t sleep？”

　　“No。”

　　“？”

　　“No idea. I’ve never taken a taxi。” He paused. “”

　　“Thirty yuan？”

　　“We sweated blood for that,”

　　现在我们考虑《在细雨中呼喊》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话。原文是这样的：

　　一群身穿黑衣的囚犯，扛着锄头排着队从不远处走过时，他欣喜的目光就能看到母亲望着自己的眼睛。

　　这是一个感人的句子，它表现出在一个惩罚和屈辱泛滥的时代中，母子之间的感情还是那么深厚和牢固。乍一看，这一句话并不难翻译，比如，可以这样翻成英文：

　　这个译文的前半部似乎无可厚非，但后半部就显得十分笨拙。在余华的原著中，这一章以“母亲的眼睛”收场，而在译文里，由于英文语法和中文不同，“which were looking at him”好像只好放在“mother’s eyes”后面，但一读起来就很别扭，它给人一种画蛇添足的感觉。我们还得想出更好的办法将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也许可以这样翻译：

　　这就显得比较通顺，似乎比原来的译文强，但难免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因为“sight”和“gaze”两个字过于接近，语言变得不痛快，“母亲的眼睛”这个十分具体的形象所具有的力量被冲淡了。

　　因此，在我最后的定稿中，我做了一个改动，将一个在原文里根本没有出现的细节插进去了，以达到我认为必要的艺术效果：

　　虽然这个译文字面上离原文距离最大，但它的精神反而离原文最近，我觉得只有这样翻译才能最充分地重现原文的境界。

　　上面只是简单地讲了我对一些翻译技巧的体会，讨论范围可能有点过于狭窄。我曾注意到，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先生在作协七届五次全委会上的报告中将这次研讨会与“进一步提升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的任务联系起来了，这就使人想到更多的话题。诚然，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翻译家的工作创造的，我们的工作做得越出色，原著的国际影响应该越大，但中国文学的国际地位还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如作家的创作倾向、中国的审查制度以及外国图书市场等，但是这些繁多和复杂的因素就不在我们能驾驭的范围内了。

 由索文北京翻译公司与深圳翻译公司和广州翻译公司以及上海翻译的职员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