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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尝试中英翻译是一九九六年的冬天，当时我才二十二岁，大学还未毕业，而且才学了三年的中文。我踏入翻译领域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当时，若歌斯大学的张旭东老师正在主编学术杂志《边界之二》（boundary 2）的一期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场域的特刊，刊物的部分文章是中国国内的资深学者的佳作而张老师正寻译者翻译成英文。在张老师的邀请之下，我开始着手翻译北大教授张颐武的一篇短文《后现代主义和中国年代的小说》。因为经验不足加上论文大量运用当时最流行的一些新学术词语，像各种后学论述等等。到今天还记得头次遇到“后新时期”一词（张颐武语）所感到的困惑。虽然在翻译过程中我碰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挑战，但最终我还是获得了非常宝贵的学习经验，也发现自己开始着迷翻译的各种细节，同时感觉到我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中西文化间的一座桥梁。　　几个月后，应该是一九九七年的春天，我便开始考虑毕业以后的打算。本来已经决定要申请现代中国文学的博士班，但暑假还没有什么安排。就在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比较大胆（或许比较单纯）的决定，那就是暑假不找工作，而是开始翻译第一本长篇小说，余华的《活着》。当时只有作家余华的同意书（我毛遂自荐地写信给从未见过面的余华争取他的同意），但还没有找到愿意出书的出版公司，更没有什么“稿费”或其它经济上的来源。因此便搬回老家跟母亲一起住一段时间，也做一点投资，买了我生平中第一台电脑。当时我对翻译理论一窍不通，唯一的参考书只有班亚明的著名短文《翻译家的义务》。翻译《活着》的工作状态又单纯又充满了一种激情，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和发现。一个最大的收获是关于怎样处理汉语的时态。许多西方语言有着非常明显的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这种时态已经被内在化，变成语言本身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但因为汉语主要依靠上下文（context）和虚词来决定时态，刚开始做文学翻译的时候我发现我会在无意中从过去时跳到现在时（这种时态的跳越并不针对《活着》一书的两个不同叙述者）。这是因为中文可以很自然地从一种含蓄的现在时（implied present tense）到含蓄的过去时（implied past tense）而不干扰阅读，但在英文（以及其它西方语言）这种时态的跳越会对读者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此《活着》的英文初稿怎么读都觉得不自然，我很快就发现文字的不顺都怪于时态的不一致，后来便学会无论原文的含蓄时态是否经常改变译文还是需要用一个固定的时态。这是当时翻译《活着》的收获之一。

　　一九九八年我又花了一个暑假来翻译台湾作家张大春的两本长篇小说《我妹妹》和《野孩子》。这是一个与《活着》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翻译经验。因为张大春的这两本小说都是当代成长题材，他的语言比较年轻活泼，充满黑色幽默，又不断地流露台北七零后青少年常用的脏话，俚语和政治笑话。对一个译者来讲，具有最大挑战性的题材可能便是幽默。这是因为每一个民族的幽默感不一样，你可以把一个笑话翻译得非常漂亮，但最后它一点都不好笑，不是因为译文有误而是因为幽默感不一样。因此我翻译张大春的过程中一直试图达到一种等效（equivalency effect）的翻译效果——说白了凡是读原文哭笑的地方，译文的读者应有同样（或接近同样）的感受。《我妹妹》和《野孩子》的另一个特色是语言的混杂性。不像《活着》从头到尾都运用一种比较纯粹的现代白话，张大春喜欢玩弄文字，而且大量的借用英文、日文和方言（包括客家话，闽南话，等等）。语言的混杂性会对译者产生不同的挑战，从最基本的理解和翻译到怎么样才能够在被翻译的语言（target language）保持这种混杂语言的特性（如果一律译成英文它会变成单一无色）又怎样处理原文出现的英文词来保持它的异国情调？除此以外，本书也大量引用或指射一些非常难找的原始材料（包括引用圣公会的某经书，南洋小岛的一些少数民族，等），有时我甚至怀疑本书引用的“原文”或提到的一些名词都是否作家瞎编的。问了张大春之后发现都是有根据的，但作家早已经忘在哪儿看到的或读到的。因为这些材料都有正式的英文名称我无法从中文随便再翻译到英文，身为一个有责任感的译者别无选择，只好去找 – 去了纽约的一个最大的圣公会教堂，去了好几家图书馆，查了无数各种各样的专业词典，有充分利用了当时还不太发达的国际网络，最后我的寻宝记成功了，该找到的都找到了。有时候翻译家需要当一个冒险家去耐心地寻找。

　　因为博士论文涉及到一九三七年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我老早就开始读许多与那段历史浩劫有关的小说，从阿垅的《南京血祭》到周而复的《南京的陷落》又从孙宅魏的《一九三七南京悲歌》到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读到叶兆言的小说便觉得与过去的传统南京大屠杀历史小说叙述完全不一样。经过作家的同意之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翻译叶兆言的大作。因为本书是民国题材，而且涉及到许多民国的名流（包括梅兰芳，宋美玲，唐生智，胡适，等等）它又跟我过往的翻译经验很不同。也许就是这种创新和不断寻找的精神带我去尝试翻译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我在差不多年第一次跟王安忆讨论翻译一事，当时决定要合作但还未定文本。虽然《长恨歌》是我第一选择，因为文本带了的高度挑战我还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来考虑和做翻译试验。翻译的过程特别漫长，一方面是因为我个人同时在处理许多不同的方案（包括博士论文研究和《光影言语》一书的写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本书所具有的各种挑战。后来陈毓贤女士加入这个翻译案子，与我共同完成这项翻译工程。这也是我第一次和别的翻译家合译，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新奇的经验。虽然本书的翻译经过比较漫长复杂，2009年《长恨歌》的英译本荣获了现代语言协会的最佳翻译奖荣誉提名，这是全美翻译界最高的荣誉之一，也算是对我多年来从事翻译的一种鼓励和支持。

　　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著作和研究，翻译还是我学术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目前正在翻译旅美作家张北海的现代武侠小说《侠隐》和台湾作家舞鹤的后现代历史小说《余生》。

　　希望在我日后的翻译生涯中可以不断地尝试新的类型和寻找新的挑战。

讲一点，来自于我上个月在韩国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韩国的书店逛了一下，有一个非常意外的发现这些所谓文学大师的含义，韩寒、郭敬明、琼瑶的书都被翻译成韩文。在英语语系里面主要的翻译家都是学院派的教授，这个会影响他们文学的口味，所以一般译成英语都是所谓的文学，王安忆等等。多年来一直忽略了另外一些不同的分类，爱情小说、武侠小说、琼瑶三毛等等，我们一般做文学研究的，不大会放在里面，就算不适合我们个人的口味，也许我们的读者会喜欢的，我也说不上来，我也不是主张每个人赶快翻译这些不同门类的作品，但是至少应该有一个人考虑，这是我们选择作品的标准，是不是有点太狭窄了，是不是可以打开，而且除了文学之外，也有很多漫画，日本的漫画特别的流行，中国也有很多经典的漫画作品，一直没有译成外文，儿童文学等等，也许我们可以共同来考虑，是否需要更大的深化，来包容更多的不同门类，不同的作家。

　　我1997年以后，跟一个大学有一个合作，台湾的一个基金会会提供一个赞助，一部分给出版社，一部分是给译者的一个稿费，自从97年以来，他们已经出版了20多本书，这些书的作者包括很多台湾非常有名的作家，这些作家没有一位之前在上面出版过很多长篇的，这个计划非常的成功，如果日后中国的政府或非政府机构提供一些赞助，可以参考一下江津国基金会的建议。如果真的做起来的话，除了出版公司的赞助，还有翻译费和作家的稿费，也可能通过推广进行宣传，不然没人知道，就会很可惜，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白睿文简介

Michael Berry（白睿文），1974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现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华语文学、电影、流行文化和翻译学。著作包括Speaking in Images：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2005），《痛史：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A HistoryofPain：Trauma in Modem Chinese Fiction and Film，2008）与《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XJiaZhangke’SHometown Trilogy．2009）。中英译作包括王安忆《长恨歌》（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2007）、余华《活着》（To Live，2004）、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Nanjing 1937：A Love Story，2003）、张大春《我妹妹》与《野孩子》（Wild Kids：Two Novels About Growing Up，2000）．现正在进行舞鹤《余生》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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