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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早年致力向大众发声的“京城四剑客”和后来的“飘一代”中，钟伟的文字最为优美出众。学物理学出身、34岁成为大陆最年轻金融学博导的钟伟身上，却弥漫着80年代老文青的浪漫情愫。他年少曾翻译过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一时兴起，随口吟起那首两个死者在坟墓中的对话：“Who are you?”　　教书和写作，是钟伟生活的重心。一天十七八个小时坐在电脑前阅读、思考、敲击文字。常年的劳作正在损害他的健康，双眼提早老花，一眼近乎失明——常常要摘下眼镜，把一颗光光的脑袋贴近了屏幕，才聚焦清晰。　　正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宣称：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是一个彻底的市场信仰者。多年来，钟伟一直强调逻辑和理性，多次撰文强调“经济学家不是道德家”，说真话才是第一要务。他从来不掩饰对那些以立场为标志的符号人物的鄙薄。　　早年漂泊京城，四处搬家，他常常与发廊小姐、民工和盲流作邻居。亲眼目睹这些被遗忘群体的生存状态，让信奉市场的钟伟感到无力——“该是好好反思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了。现在，我越来越怀疑经济是否真能解决社会问题。”　　他的文字在情绪的左右下摇摆不定。何帆感叹说，每去一次西部，钟伟就变得左一些。　　这个曾经的“市场经济救市论”信仰者飘荡在空中，找不到精神的归宿。“右派说我左，左派说我右，温和派说我不温和。其实，我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怀疑主义分子。”　　“现在，很多学者看上去以很开明很民主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但他们文字的背后，我觉得缺少了很多东西。我厌恶满嘴仁义道德的人，但是，如果一个学者行文当中缺少了对生命和自由的尊重，还声称自己是右派，我觉得离纳粹都不远了。”身为当下“显学”中的一员，钟伟如今坐在一个有小花园的房子写作。与民工、发廊小姐作邻居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他自比白居易：“我觉得，一个人无论是不是正在过贫困的生活，还是生来就很优越，如果他有信仰，有同情心，我觉得这个人都不算太坏。”他怀疑每一个高标理想背后的人心动机，对人心持悲观看法。毕竟，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大厦都建立在“经济人”的前提下。但是，革新的力量正存在于每一个体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和捍卫。　　谈到上海即将出台的“房产保有税”，钟伟抑制不住个人的情绪上：“这是政府掠夺民间财富的行为，无论掠夺的是穷人，还是富人。”　　“为什么老百姓有点钱就会去买房子，是出于对自身财富的忧虑——改革开放30年，各个口径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速都明显偏快。目前，中国广义货币量跟美国的水平差不多，而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3倍。”他指出，这背后是为了回避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　　“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难道靠剥夺富人就能补偿穷人么？我担心，这会让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分离变大：穷人没有从中收益，而富人最终会以脚投票，大量地移民海外。”　　作为一介平民和新兴中产阶层的一员，钟伟态度鲜明地表示自己要身体力行，用行动来投反对票。“这个社会需要不服从的力量，需要更多的刁民、奸商和不合作者。”　　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钟伟则认为，经济学家对这个社会没什么贡献。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30年，第一个靠底层民众的自发自救的行为，包括承包到户都是自救行为；第二得靠政府，如果民众改革取得成功，政府就采用；最后，就是靠一帮野心勃勃的企业家。　　经济学家远远没有他们在媒体上占据的平台那么重要，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也如此。现在，经济学家有更多的话语权，有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并不证明他们很重要。他们是可有可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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