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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汉语写作者今天面临着和您用日语写作同样的处境，一方面拥有丰富的历史，另一方面受到来自西方翻译语言的冲击。您这一代写作者是如何在这种夹缝中探索语言的？

谷川：这种探索应该依靠诗人和作家自身的语言感。我阅读日本古典文学比较少，因此古典对我的影响比较小。如果谈到影响，也是近代诗歌，大正(1912-1926)之后的诗人对我有影响。当然也有一些海外诗人对我有影响，包括莎士比亚，但是这些人对我的影响都不是通过原文，而是通过翻译过来的诗对我产生影响。当时的翻译太棒了。

经济观察报：你能够感受到翻译对日语的冲击吗？

谷川：当然，这其实也是译者的问题，不是原文，比如说莎士比亚的问题。(诗人的作品)翻译过来之后，完全是日语的语感。语感对于诗人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日本，明治时期产生了非常大的文化上的变化。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阅读日本古典都是非常吃力的。日本现代史上最关键和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和古典再无法发生关联。

经济观察报：这是一种损失吗？

谷川：当然，某种意义上肯定是一种损失，但却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损失。如果不这样的话，可能日语就消失了，变成了语言上的殖民地，完全被英语统治。这种可能也有。

在明治维新中，西方的文化、哲学和观念到达日本。日本文化自身产生了一种混乱。有人想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母来表示。但是日语坚持了下来。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这要托中国汉语的福。日语中有很多中国汉字。

像“民族主义”、“爱”，这些词，在当下日本，也有外来词的意味。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翻译过来的，是外来语。明治之后，很多翻译过来的很抽象的词语，通过一段时间，变得很具体了。比如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如果对一个女士说我爱你，是非常羞涩和难以启齿的。现在的年轻人说我爱你，非常简单，非常随便。这就是语言从抽象变得具体和简单的一个例子。

经济观察报：人们发现，一种语言往往是由使用这种语言写作的诗人和作家来完善和定义的。包括你在内的一代日本写作者，对现代日语有什么贡献吗？

谷川：我没有这种自我意识。日本的教育界在给学生讲述诗歌时，首先讲日语正不正确，美不美丽。但我认为诗歌的语言是一种无政府语言。只有超越这个时代，或者摆脱这个时代，才能够成为一种新的语言。当然，我通过我的写作，会把日语变得更加丰富。但是不是会把日语变得更加正确，我从来没有想过。

经济观察报：今天的中文也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中文处在翻译体和越来越远的古典汉语之间。中国的写作者应该如何做呢？您有什么建议？

谷川：嗯……比如说日本的大江健三郎，他的写作就是翻译体。在他的写作中，大量使用翻译过来的语言和文体。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完全负面的，也有正面的价值。也许在使用大量的翻译体并形成自己的文体之后，会找到，或者发现，一种新的表现方式。

语言一直是在不断变化的，一直是在向前变化的。比如说新一代诗人总是说老一代诗人的语言太陈旧。但新一代诗人也永远学不会管理语言，怎么也管不住语言。语言是在不断变化的，谁也管理不住。日本很有名的考古学家在考察埃及金字塔时，发现在石头上用古老的语言雕刻着：年轻一代人使用的语言不行了。可见从那时候开始大家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语言是在变化的，谁也阻挡不住语言的变化。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比如说日语中的片假名，真是不美。批评家加藤周一说过，片假名就是思维停止。但为什么会存在？比如电子计算机方面的专业语言，完全用日语来表达是不可能的，毕竟是外来语；又比如说战后日本兴起棒球时，形容打出球场外的球，用日语非常不方便，使用外来语就很容易。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新兴的网络语言对正统语言的侵蚀。很多年轻的作家和诗人会把这些语言带入到他们的作品中。

  由索文北京翻译公司与深圳翻译公司和广州翻译公司以及上海翻译的职员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