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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涌现了大批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借用当代译学理论来阐释梁启超的翻译思想和实践；也有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研究政治文化对晚清翻译活动包括梁启超的翻译活动的影响。但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视域和维度对梁启超进行研究的文章却不多见。本文旨在对梁启超翻译活动、思想和实践加以阐释，重新审视这位“鸿儒”的翻译主张及其目的，解读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巨大贡献。

  　一、梁启超翻译的政治目的

　　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的功能学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而行动皆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制约；译文好不好，视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依然把翻译作为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有力武器，以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政治小说来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想，抨击朝政，改造社会。他通过阅读日本书籍，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尤其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其翻译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刻认识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失败在于民智不开，并将思想动员的主要对象明确定位于下层社会，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口号，同时身先士卒，开始系统译介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他还用心良苦地择其重要人物以述其学――利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系统大量地介绍了西方大思想家、哲学家及其学说：如《卢梭学案》、《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

　　同时，梁启超认定小说是开启民智的有效途径，著《译印政治小说序》，首倡“小说界革命”，竭力宣传外国小说对开启民智、增强国家观念的重要作用，1902年，他撰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还把翻译印政治小说作为《清议报》的六项主要内容之一，亲自译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并以政治小说的名义在《清议报》上连载。接着《清议报》又连载了他译的日本作家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据说这两部小说曾对推动日本变法、启迪日本民智起了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的前几回，发表于《新民丛报》，其目的在于“吸取西方思想中的民主精华，来培养、铸造我国青少年的新国民的品格”；他还译过《世界末日记》和《俄皇宫中之人鬼》两个短篇小说，以此来映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

　　梁启超躬身翻译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小说和诗歌，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斗争。他翻译活动的最大特点是“政治为先，应时而变”――其中的“变”不仅表现在翻译兴趣方面，还表现在翻译特色和具体主张上。另外，他翻译活动中的爱国救国的本质――远大的政治抱负是始终如一的。也正是这一点，使他能够审时度势地改变翻译的兴趣和策略，达到服务于政治之目的。

　　二、梁启超翻译的时代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战争的失败，使得国人在痛苦和屈辱中深刻反思，并逐渐觉醒，同时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策略。当时的译书机构把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介绍到中国。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梁启超慧眼独具，看中了翻译这一高效的工具，把兴西学与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之重，救国之道。他把译书的重要性和强国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认为“译书为强国第一义”。1896年，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西学书目表》，反复强调翻译西书之急，认为国家存亡兴衰之关键在于输入西学；还列举出当时急需翻译的300多种书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客居日本，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因“戊戌六君子”的喋血而改变，而是以更新、更有力的形式付诸行动，积极探寻救国救民之路。日本的所见所闻，使他摆脱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自我优越感”的限制，放眼世界，开始通过翻译和办报等方式，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他是提倡翻译政治小说的第一人，为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思想，从而为迎来清末文学翻译的高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