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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翻译的策略――政治为先，应时而变

　　根据功能学派理论，翻译是有一定目的的，译者在翻译某一作品时所持有的目的和意图是翻译批评者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译者可依据自己的翻译目的来决定采取哪种翻译行动，即直译、意译还是编译，不用盲目忠实于原文。梁启超译介的所有作品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译著的目标受众定位于中国的广大民众。他不仅对译本进行了精心选择，还针对不同的作品，采取了政治为先，应时而变的意译翻译策略。　

　　1.诗歌――中国化――词曲体

　　梁启超不仅利用小说的社会功能，来达到启蒙图强的政治目的，还参与诗歌翻译，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虽然也是意译，但角度却不同于小说――他主张革新诗体，用词曲体译诗，使之中国化。他认为翻译诗歌“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对于翻译文体革新的目的，他有一句名言：“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他把译诗的读者定位于广大民众，倡导“通俗文体”。当时的翻译大家严复曾在《天演论》中译过英国诗人蒲柏的《人论》，严译为《人道篇》，用词古雅。对严复采用典雅的古文译书，梁启超曾批评说：“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后梁启超译了拜伦的《渣阿亚》和《哀希腊》（时译《端志安》）两首诗。以《哀希腊》为例，他用戏曲曲牌《沈醉东风》和《如梦忆桃园》中的长短不一的句子来译，又不是完全受原曲牌定字、定句和平仄的限制。

　　从上述梁启超的诗歌翻译策略——革新诗体来看，作为爱国志士和思想进步的文人，他在翻译外国诗歌时，和翻译小说一样，不是基于文学因素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强烈的政治动机，使翻译诗歌更好地适应普通读者，表现域外内容的需要和达到他本人的启发民智、救亡图存之旨。

　　梁启超投身于翻译活动是出于实现启发民智、救亡图存的政治抱负；他对翻译材料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应用，无不与维新救国的现实息息相关。他的翻译实践证明了当代翻译理论家的观点：即翻译的首要功能是社会功能而不是语言功能，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行为，而且是译入语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他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从事翻译及创作，不仅达到了其政治目的，且依靠其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带动和吸引有志之士加入其行列，促进了中国文学摆脱传统，吸收新鲜血液以至走向世界，更好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

　  2.小说――中国化――日文转译

　　1898年，梁启超在去日本途中，阅读了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由于该书抒发了作者争取民族独立、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表达了作者反对国内专制政治的思想――其主题正符合梁启超当时启迪民智和“新民”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小说中歌颂的“英雄”皆为主张立宪公议而又效忠本国之“贤君”者，更与他的政治理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所以他萌生了翻译这部小说的念头。是年冬，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首先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大力提倡翻译西洋小说，提高了翻译小说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清议报》在开辟的《政治小说》专栏中刊出他翻译的《佳人奇遇》。梁启超将政治和小说翻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具体翻译小说时，他先有针对性地选择小说类型和译本，然后采用日文转译使之中国化的翻译策略，他认为，“日文易学，日书易得，取日译西方学术著作转译，不啻为一捷径”。

　　一般说来，翻译之法可有多种，17世纪英国译坛的代表人物德莱顿（1631―1700）就提出过三种翻译方法：词译（逐词译）、释译、拟译。三种不同类型的翻译，使用于不同的场合，服务于不同的目的。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深谙此道。他在翻译小说过程中，为使译文能够起到社会改良作用，采用释译即意译之法――或“豪杰译”，有意增减或改变原文，使之中国化。比如他译的《十五小豪杰》，分别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改用中国人名、地名，以便记忆。第二，改变小说体例，割袭回数，甚至重拟回目。第三，删去“无关紧要”的闲文和“不合国情”的情节。第四，译者大加增补。如梁启超常插入非原作所有的议论和谐谑。

　　经过梁启超的上述翻译，使小说的“政治性”凸现，“文学审美性”却大打折扣。但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政治压抑，社会混浊，梁启超的小说正适应了国内启蒙教育的需要，所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从而繁荣了晚清小说翻译事业，迎来了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另外，从梁启超本人来讲，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他重视的是外国文学的价值观，关注的是翻译的教化作用，其翻译小说的成功，圆了他的政治初衷，并验证了其翻译策略在中国民族危机、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条件下的适时性和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