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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卫匡国将自己对中国的地理、文化认识灌输给欧洲人。而此时的欧洲人对中国也已开始了研究。1653年，当卫匡国经过荷兰时，荷兰东方学家高利乌斯慕名登门请教，因为他不久前从一份波斯文件中发现了一种据称是“契丹”人使用的纪年方法。当高利乌斯向他念出前几个字时，卫匡国就告诉他，这是中国的干支纪年法，并将剩下的内容一字不差的背了出来。高利乌斯对这一发现颇为兴奋，不久便撰写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中国的纪年方法，欧洲人由此对中国历史和天文记载准确性的信任度大大增加。真正让卫匡国名垂青史的是他的四部著作：《鞑靼战纪》、《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和《汉语语法》。这四部著作几乎囊括了关于中国的各种知识，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眼界。《鞑靼战纪》是世界上第一部记录明清易代历史的著作，评述了努尔哈赤、阿巴亥、多尔衮等领袖人物的文治武功，还表达了他对明朝覆亡原因以及满人入关后努力汉化，从而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固有文明的看法。这本被称为“17世纪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在1654～1706年间共用九种不同的语言在欧洲发行了211版，让欧洲人全面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虽然《鞑靼战纪》颇受欧洲人欢迎，但它也只不过是“开胃酒”，重头戏则是《中国上古史》和《中国新图志》。《中国上古史》1658年首版于慕尼黑，在它出版前，欧洲人已笼统了解到了一些中国的历史。由于《圣经》讲述了世界的起源，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向来对各国的历史比较关心，17世纪尤其如此。《中国上古史》始于伏羲，终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即公元前1年，记述了夏、商、周、秦和西汉等五个朝代。出于宗教信仰和西方修史传统，卫匡国努力把中国历史引入到欧洲史学体系、《圣经》的编年史中，但最终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中国远古皇帝伏羲在世的年代较之《圣经》所记述的大洪水发生时间早了600年。这一发现将千余年来欧洲人奉为经典的《圣经》推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引发了欧洲思想界对于《圣经》记载的可靠性和中国纪年的长期争论。启蒙思想家们也从中获得了历史批判的依据：当中国人开始编纂自己的历史时，欧洲人还在大森林中游牧呢！在1777年冯秉正的《中国通史》问世之前，卫匡国的这部书在欧洲一直是有关中国历史的权威之作。1655年于荷兰出版的《中国新图志》奠定了卫匡国地理学家的地位。卫匡国自称，他为此书作了十年准备，除了广泛参阅中国古代地理书籍和地图外，还得益于他本人在中国各地的旅行。全书内有17幅地图，中国总图一幅，外加15省区各一幅。此外，含日本地图一幅。从书中可以查到明中国各地城关的经纬度。在前言中，卫匡国叙述了中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居民、城乡状况、手工技艺、建筑、科学、宗教、王朝纪年表、中国长度单位等内容。最后还介绍了女真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及与汉族的关系。而在有关各省的记载中，内容则包括地理位置、名称来源、建制沿革、风俗习惯、人文古迹、掌故逸闻等。此书成为当时研究中国地理的必读之书，卫匡国也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除金尼阁与卫匡国之外，从1687年到1773年， 耶稣会士总共写了252种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其中综合性的48种， 历史题材的14种， 地理和天文题材的54种，宗教和哲学题材的40种， 翻译作品39种， 字典和语法20种。出自耶稣会士之手的有关中国的著作，每年有两种以上在欧洲出版。此外，耶稣会士们与欧洲各界还有大量的书简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