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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毕业后，经过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和北外回炉进修，我于1973年3月进外交部工作。这是“文革”以来外交部第一次接纳大学毕业生，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当时，中苏两国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为了在“反修”第一线进行锻炼，司里安排我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实习。代表团行政上属苏欧司，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还包括一些军方人员。团长是主管副外长，首席团员主持日常工作。到代表团后，除了领导谈话外，许多老同志也都主动向我介绍情况，传授经验，我感到非常温暖亲切。从参加外事活动要注意什么，怎样与对方交谈到如何打电话以及怎么坐车等，老同志们都一一指点，手把手地教我。有些细节看似小事，里面却有颇多学问。开始出席对外活动时，我一般都提早5分钟到场。老同志马上提醒我，像这样的集体活动，至少要提前10分钟，不能让别人等。如是工作人员，还应更早一些，先检查一遍场地或车辆等有无问题，然后迎候首长。如果领导来晚了，不能直接催叫，要通过秘书；即使晚到了，也不能说迟到，而应向对方解释说，领导有急事耽搁了。外出坐车时，我早到了，但不知该坐哪个位子。老同志告诉我，乘小轿车，应坐在前排司机旁的位子，后排右手的座位留给首长或年长的同事；如是大巴士，则应往后坐，前面的好位子留给别人，因为后头的位子容易颠簸。有一次到中苏边境地区出差，我就因坐错位子而出了大洋相。我们乘坐的是吉普车，每次上车时，我都抢先坐到前排司机旁的座位。后来被同去的一位老同志发现，他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坐那个位子。我还争辩了一番，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原来越野车与小轿车不同，前排位子好，应是首长专座。刚巧，地方的同志一路上都叫我“首长”。尽管我一再解释，说自己不久前才到外交部工作，但他们还是称“那也是中央派来的”。让我有点失望的是，当时领导分配我管资料档案，自己觉得是“大材小用”。原以为，到外交部就是当高翻。但当我参加了一次边界谈判之后，急着做翻译的愿望也就被抑制下来了。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做记录，可我连对方发言的许多内容都没怎么听懂，总共也未记下几句。原来谈判翻译与我们在学校时的课堂翻译或实习对话，完全是两码事。不仅语速快，而且双方唇枪舌剑，对即席翻译的要求极高。我一下子服了，自己不是当翻译的料，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好高骛远，而要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从搞资料学起。边界谈判的原始材料、地图、书籍很多，“文革”中又搬了几次家，后来都被杂乱地堆放在一个黑屋子里。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先进行了一番清理，然后把所有资料分门别类登记造册，贴上标签，并做了卡片索引。领导肯定了我的起步工作，要求再深入钻研，尽快成为中苏边界问题专家。　记得有一次，一位从驻苏联使馆回国休假的政务参赞来看望大家。他见我是新人，非常关心，还当场用俄语考了我一下。最后，他希望我成为一个“незаменимый эксперт”(不可替代的专家)。我不知道“эксперт”(专家)这个词，没听懂。他提示后，我请教说，专家不是叫“эксперт”吗？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乐呵呵地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究竟什么叫“不可替代”？怎样才能称得上“专家”？我反复琢磨了好几天，才有所感悟。这句话后来还成了我从事外交工作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