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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达雅"在严复先生的"译著"和"译述"的表现，我们更应该成是他一种实现思想资源融会和转换的文化尝试，其意义超出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工作。严复先生最早对翻译曾经提出了"信达雅"的标准，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其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之外，求其尔雅。"

　　严复先生的这"三条标准"，当然也不是随便说说，而是他深思熟虑后提出的。那么这三条原则，又如何被翻译界所认可和接受呢？由于严复先生本人"翻译"的诸多著作，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和"翻译界"了产生过巨大影响，因此，这"三条标准"，后来便成了翻译界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基本原则。

　　严复先生的一生很奇特，他在英国学习海军，但他所潜心注意的不是海军，而是政治、文学和哲学；他帮助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却没直接参加海军；他在"戊戌变法"时期xxx"西学"，却没参加变法的政治活动。他的学问，遍及于他在英国时所学习的那些名著；他个人事业的中心就是"翻译"或"编译"那些西方的名著。还令人奇怪的是，严复先生自己提出的"信达雅"翻译原则,而翻开他的著名"译作"或著作，却很难看到我们现代翻译人员认为的那种"忠实原作、通顺畅达、妙笔生辉"翻译标准之作。不过，他本人的翻译习惯，恰恰不仅只是体现在文字上的翻译。他做翻译，喜欢在"原文"之中，时常加上一些按语和自己的论述，以发挥他自己的见解。现在看来，他的翻译工作，并称不上"翻译"，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对原著的所谓"评介"或"编译"罢了。严复先生在为自己精心选择"译作"时，从谋篇、到定名，基本上都不是在实践或实现他所提倡的"翻译三原则"。笔者以为，许多人对严复先生提出的"翻译原则"，可能有一些根本性的误会。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看上去是一般性地谈翻译，实际上当时只是与他自己的翻译活动有些联系。当今，翻译界人士可能抽象地认为，这"三项原则"看来适用于任何翻译，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这样。而当时处在清朝末期的严复先生，只是表述了自己在翻译中所做的一种努力和尝试，主要宗旨还是宏引用"西学"思想罢了；或只是针对他自己那种以"文言文"译"西学"所追求目标而已，并且真正要做到"信达雅"，也可能只是他自己提出对译笔工作努力的方向，非是绝对的所谓"翻译标准"。再者说，他那个满清时代与今天的白话文翻译，几乎没有其他关联的译文出现，实践或实现其"三标准"而产生的佳作就更少了。单从理论上理解，其翻译实践方面的意义，远远少于其"思想文化"传播方面的意义。因此，虽然有"信达雅"的要求，而严复先生所完成的工作，并不是直接白话的转译或译述，而是把"西文"文化，转化成与他自己在"思维"和"表达"模式相符而已。他的翻译生涯所诱发的，则是他自己心理文化上异常干兴趣的文字--中国传统的"文言文"文化。不符合他意图的,他省掉不译;原文没有的他补充进去。他在所译作品的按语中旁征博引,如在《天演论》的按语中就撮要介绍而翻译的“不忠”又是清末民初翻译活动的明显特征。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环境的维度看,严复翻译的“不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