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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到来之前，石门坎和周围所有的苗族村落一样，不仅贫穷，文化也十分落后。今年61岁的石门乡政府秘书张国辉曾听父亲讲，当时，附近苗寨里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数到两位数。几个寨子里才能找出一两个老人懂汉语，这些老人很受欢迎，因为所有人上街赶场都要接上他们，充当翻译。

    石门坎交通不便。直到今天，贵州公路网也没有延伸到这里，多数村庄之间也没有能够通车的道路。一年前，一个乡干部从县城开会回来，路上遇到泥石流，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整整走了三天才到家。

    没有人知道柏格理通过什么方式到了这里。1905年，这个瘦高的英国男人开始在石门坎兴建学校，并于第二年开始招生，开启了让当地人耳目一新的教育。

    在当地人嘴里，柏格理建学校的故事至今还被讲得绘声绘色。据说，他向当地的彝族首领要一块地，说只需要“一张牛皮”大小就可以。首领以为微不足道，答应把这块地送给他，这位牧师于是将牛皮割成细条，最后围起来的土地足有80多亩。

这座最初只有一个“初小班”的学校，逐步发展扩大。到1912年，学校已经发展成一个完善的小学，设有高级、初级班以及男女两部，并取名为“光华小学”。柏格理还在学校后面建造了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这些当地人完全陌生的新鲜事物。

    来到石门坎之后，柏格理换下洋服，一身中国式的打扮——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族人一同吃住。老人们听说，他为人和蔼，十分尊重苗族人，路上不管遇到谁，总是先让道，口里说声“得罪”。

  当石门坎学校第一批苗族学生小学毕业时，柏格理决定选择其中的优秀学生送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石门坎破天荒派一批小“留学生”到成都学习，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了石门，并成为当地第一代苗族教师。此后，这个传统延续下来。从这个过去从没有过现代教育的地方，一批又一批孩子出发到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光华学校变成了一座拥有小学和中学的现代学校。杨忠信曾经查阅资料发现，20世纪的上半叶，这里的毕业生，有很多考取过硕士生、博士生，其中有10多人曾担任省部级的高官。

这所艰苦的学校，却彻底改变了石门坎。杨忠信能掰着手指，一一历数这里创造的多个第一。这里兴建了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修起了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球场。他还发现，这里有过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和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这里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
  杨忠信还记得，当年的大足球场离学校有一公里，每周六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去踢两个小时球。得益于当年的锻炼，杨忠信50多岁时还能在县城和一帮棒小伙子同台竞技，“我打前锋，能在场上跑个40来分钟”。这个平日一直端坐着的老人说起这些，手舞足蹈地比画着，并专门补上一句：“马拉松长跑，我还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呢！”

    今年已经70多岁的朱玉冰是石门坎学校第三任校长朱焕章的女儿，她从小就听父亲讲一些传奇般的故事。比如，1934年，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说了石门坎足球队的名声，专门带着他的军人足球队前来比赛，结果输了两场，赢了一场。临走时，这名司令员硬是带走了当地的几名球员。

  柏格理为石门坎带来了西式的现代文化教育。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个贫穷小村里仍然能碰到英语能力很强的老人。几年前，几个英国人来到石门坎，遇到了张国辉的二叔、当年的石门中学毕业生。他们用英语对话，交流非常顺畅，一旁的翻译根本不需要开口。

    杨忠信也在石门坎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从高一时开始，遵照当时的教育改革，杨忠信开始学习俄语，再也没有捡起过英语课本。但如今，他说话间嘴里还会不时蹦出几句简单的英语。他表示，这都是在石门坎受教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