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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书评》2010年7月15日号刊出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的文章《勇气十足的新译圣经》(A Bold New Bible)，评介2009年秋出版的《复原版新约：新译注，附灵知派多马福音、玛丽福音、犹大福音》(The Restored New Testament: A New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Including the Gnostic Gospels Thomas, Mary, and Judas)。这部新约的英文新译本是翻译家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操办的。巴恩斯通从希腊语、德语、西班牙语、汉语译过六十多部作品，中国读者知道他，恐怕不止是因为他译过李太白、李易安，还因为他译过毛润之的诗词。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英语世界的译经活动一直相当活跃，各种增补修订或另起炉灶的译本几乎每年都有，巴恩斯通的译本其实不算特别，不过倒有些许特点。　　巴恩斯通的译文风格，比起英文钦定版圣经(KJV)，要更口语化一些，可是他把许多段落“分行诗化”，却招致弗兰克-克默德的不满。比如《约翰福音》里的“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钦定版英译作：All things were made by him; and without him was not any thing made that was made。巴恩斯通的译文却是分行的“诗”：
Through it everything came about And without it not a thing came about。弗兰克-克默德抱怨新译平淡无力，不及旧译，而分行的处理也没有多少道理。至于译得漂亮的段落，据克默德说，是与保罗及其书信相关的那些，却未给出例证。说来也巧，最近冯象先生翻译的《新约》在香港出版了，这是许多读者一直在期盼的。冯先生在译序中归纳《新约》译本“层出不穷”的原因，得出三条：一是考古提供材料、考据深化认识，新译本以学术为基础，亦为学术所推动；二是旧译本的理解和语言不可避免地带着旧时代的烙印，而“时间便是译本的死亡天使”；三是在新时期“一部分传统价值”被颠覆，“影响到人们对经文的诠解和运用”。这些理由都站得住脚，不过，在我看来，新译本“层出不穷”，其中也未必没有个别翻译者好大喜功的因素。为什么总想着“推陈出新”，甚至“重起炉灶”，而不是对经典译本下些纠谬补葺的功夫？就拿英文钦定版圣经来说，其中固然不无讹误，然而其语言的庄重妥帖、深入人心岂是后来译本所能轻易超越的？巴恩斯通的译本，在小处横生枝节，在大处望尘莫及，像这般逞一人之力，究竟有没有一丝虚荣、有没有一点自负在后面驱动呢？当然，和合本《新约》的情况与英文钦定本《新约》不同，它的错误着实太多(可参考吴国鼎《新约误译简论》等著作)，冯象先生的译本与巴恩斯通的译本自不可同日而语，不在话下了。
 

 由索文北京翻译公司与深圳翻译公司和广州翻译公司以及上海翻译的职员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