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抗美援越
1964年，美国在中国南海发起对越南北方轰炸，并一次次地侵犯我国领空。我国进入了紧张的援越抗美，保家卫国时期。
1965年10月，接到通知，我来到了福州，我的工作是给越南的学生当翻译。我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每天上午上课，下午现场讲解，晚上为增进中越友谊对话，夜间要翻译第二天的讲稿，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8个月后，培训工作圆满完成。
我们这些翻译人员在福州待命两个月，等待中央外事处安排。两个月快到时，省人事厅的廖同志说我们的去向已明确。我安排在杭州邮电局。还是培训越南实习生，当翻译。一知道这消息，我非常高兴。
正当我对未来充满憧憬时，广州军区来征兵了。我应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外语专科学校(所在地桂林)当教员。我们学校的任务是特训外语，储备翻译。除了上课，我还常被抽调到桂林市公安局、医院帮忙办理护照、签证、翻译。
那时，桂林有7所越南孤儿学校，安置那些父母阵亡的孩子，这些孩子染上了战争带给他们的各种疾病。如粟粒性肺病，是因吸入气浪弹、细菌弹、燃烧弹等弹药爆炸产生的大量粉尘和毒菌；精神病患者大多是目睹一家人在战争中死去，精神上调节不过来；蚂蟥侵入人体，多发生在女性身上……
越战中，一些妇女、少女加入运送弹药到前线的行列，运输工具大部分是自行车，运输的线路是在竹林中开的小水道，上面有竹林掩护，不易被飞机发现。在运送的过程中，水里的蚂蟥就沿着大腿钻入人体子宫吸血、繁殖。得了这种病就会不停失血，浑身无力，发展到后期人都无法站立，如果不及时抢救就会因失血过多而危及生命。开始是一些已婚妇女通过妇科检查发现是蚂蟥侵入人体。这种病当时医生诊断只能用刮宫治疗，可这些都是女孩，医生有顾虑，校长不敢决定，请示越南卫生部，得到同意后，就一个个地做那些女孩的思想工作。这些女孩躺在床上，一个个流着眼泪，说：“我同意刮宫，但我有话要说，我们都是为了抗美救国才得这种病的，将来不管我们是否结婚成家，能否有孩子，我们希望祖国不要忘记我们，能给我们养老。”校长答应说：“可以！”马上拿来笔纸记下，证明这些孩子都是为祖国才得这种病，落款、签字、按手印。每人一张，存入个人档案。
1964年，美国在中国南海发起对越南北方轰炸，并一次次地侵犯我国领空。我国进入了紧张的援越抗美，保家卫国时期。
1965年10月，接到通知，我来到了福州，我的工作是给越南的学生当翻译。我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每天上午上课，下午现场讲解，晚上为增进中越友谊对话，夜间要翻译第二天的讲稿，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8个月后，培训工作圆满完成。
我们这些翻译人员在福州待命两个月，等待中央外事处安排。两个月快到时，省人事厅的廖同志说我们的去向已明确。我安排在杭州邮电局。还是培训越南实习生，当翻译。一知道这消息，我非常高兴。
正当我对未来充满憧憬时，广州军区来征兵了。我应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外语专科学校(所在地桂林)当教员。我们学校的任务是特训外语，储备翻译。除了上课，我还常被抽调到桂林市公安局、医院帮忙办理护照、签证、翻译。
那时，桂林有7所越南孤儿学校，安置那些父母阵亡的孩子，这些孩子染上了战争带给他们的各种疾病。如粟粒性肺病，是因吸入气浪弹、细菌弹、燃烧弹等弹药爆炸产生的大量粉尘和毒菌；精神病患者大多是目睹一家人在战争中死去，精神上调节不过来；蚂蟥侵入人体，多发生在女性身上……
越战中，一些妇女、少女加入运送弹药到前线的行列，运输工具大部分是自行车，运输的线路是在竹林中开的小水道，上面有竹林掩护，不易被飞机发现。在运送的过程中，水里的蚂蟥就沿着大腿钻入人体子宫吸血、繁殖。得了这种病就会不停失血，浑身无力，发展到后期人都无法站立，如果不及时抢救就会因失血过多而危及生命。开始是一些已婚妇女通过妇科检查发现是蚂蟥侵入人体。这种病当时医生诊断只能用刮宫治疗，可这些都是女孩，医生有顾虑，校长不敢决定，请示越南卫生部，得到同意后，就一个个地做那些女孩的思想工作。这些女孩躺在床上，一个个流着眼泪，说：“我同意刮宫，但我有话要说，我们都是为了抗美救国才得这种病的，将来不管我们是否结婚成家，能否有孩子，我们希望祖国不要忘记我们，能给我们养老。”校长答应说：“可以！”马上拿来笔纸记下，证明这些孩子都是为祖国才得这种病，落款、签字、按手印。每人一张，存入个人档案。
我作为翻译，要参与医生的会诊、查房，和病人沟通。医生紧张的会诊，全力救治病人，护士们日夜守护，这种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体现了崇高的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精神。医院的这段经历，对我的心灵震撼很大。我对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爱与恨、得与失、正义与邪恶有了真切的体会。
在外语学校的5年，我和学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部队的教学中，教员与学员不仅是师生关系，更有至高无上的战友情谊。身为军人，都有可能出生入死，想到哪一天一别就很难再相见，我们很珍惜一起相处的日子。如今学员们都转业分布在外省，但他们经多方打听，和我联系上了，常给我这个洪教员写信，邀请我去聚会。给我寄来他们聚会时的录像光盘、通讯录……
1971年8月，我从部队转业来到长泰。县安置办把我安排在实小当老师，我担心闽南话讲不好，和学生沟通困难，就申请到县城关糖厂当工人。当时有许多人不理解，很好奇，一个女军官，为什么到工厂当工人？每当有人问我：“为何去当工人？”，我就笑答：“无可奉告。”其实我很理解那时国家要一下子安置那么多军转干部，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