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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复旦附中“毕业”的，都被分配到了复旦大学当校工。我们的任务是毁了生物系的珍稀植物“小花园”，建一个石油厂来炼大庆油。而我感兴趣的却是广播电台开播的《广播日语》和自学文言文。我知道自学不容易，听人说有这么几句话：“有物于人之心间，视之无形，听之无声，金城汤池无其固也，十万甲兵莫之敌也，斯为何物？其惟意志乎！”于是它就成了我的座右铭。 　　

        很庆幸当了电工，虽然师傅教的电工原理我一窍不通，但电工比较自由，让我有机会混到了“工农兵学员”教室里去听课。那时大家戏称工农兵学员为“工兵”，所以我师傅知道我去偷听后对我说：“你这颗‘地雷’总有一天会被‘工兵’挖出来的，那时准没有好果子吃！”但一直到恢复高考，我也侥幸没被“挖出来”。我经常选修的有中文系著名学者严北溟的课，我喜欢他的理由除了他的渊博以外，还因为他曾经有过和郭沫若叫板的经历；然后是校长苏步青之子苏德昌教授的日语课。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复旦大学办的最后一期半年的“工人大学”。 　　

       师傅还推荐我参加了厂里组建的“工人理论队伍”，这在当时可不是谁都能参加的。师傅推荐的理由是：不是要“批林批孔”吗？那么工人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能够读通一点《论语》的人了。而我看中的却是，“工人理论队伍”有一张“文科阅览证”，凭着它可以进入只有少数人才能进入的“文科阅览室”读书，让我也体会了一次“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好处。那里不仅有《百子全书》、《四书五经》，还有《基督山伯爵》等等当时社会上早已禁绝的书！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具有极大神秘感和吸引力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资格会被取消，所以几乎每晚都一直在那里泡到闭馆才离开。 　　当时的好高骛远，为以后比较顺利地获得自学考试中文学士学位，和现在从事的日语翻译工作打下了基础。我不知道如果不是很偶然地当了校工，自己现在会怎么样？但令我欣慰的是：在那个畸形的年代里，自己居然还觉得拥有得很丰富：年轻、无知、脸红、心跳、艰难、困苦、不平、愤懑、自强的信念、自傲与偏见……而不仅仅只有随波逐流的懒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