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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俊，原籍广东中山。福克纳翻译和研究专家。1930年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世界文学》主编。著有《纵浪大化集》、《天凉好个秋》等；译有福克纳及其他美英文学作品多种。翻译生涯的开端　　1930年，李文俊出生于上海。父亲在洋行工作，母亲中学时也学过英文。中学时代，他译过一些好莱坞明星的讯息，如“凯瑟琳•赫本的三围”，投给当时的《大晚报》。李文俊至今记得第一次去领稿费的情景：“乘上49路红色公共汽车，推开四马路报馆铜棍锃亮的玻璃门，在齐眼睛高的大理石柜台前，看那位烫着一头蓬乱头发的出纳小姐扔出几张小额钞票。”1948年，他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同学一起翻译了美共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的两部著作：《最后的边疆》和《没有被征服的》。这是他翻译生涯的开端。大学毕业后，李文俊进入中宣部办的干训班，学了8个月的马列主义和新闻业务，之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编辑部。1953年，作协决定恢复《译文》杂志（鲁迅1930年代创办，《世界文学》前身）。从那时起，他开始了在《世界文学》的人生，绵延40年。当时编辑部鼓励年轻人去向专家请教。刚开始工作，李文俊就骑着自行车去拜访归国不久的冰心和加入了中国籍的沙博里。李文俊说，每次拜访都有故事：拜访钱钟书、杨绛，“他们那时住在中关村平房”；拜访金克木，“求他译《云使》，他太太发话了他才答应的”；拜访赵萝蕤，“可惜没见到陈梦家的明代家具”；拜访杨宪益和他太太，“记得杨先生对我说‘搞翻译不能太老实’，戴乃迭正好从门外进来，只听见了最后几个字，眉毛一扬问：‘干吗要不老实？’”；拜访王佐良、周珏良，“他们和我一起挤上一辆332路公共汽车，请我在动物园对面的广东饭馆吃了一顿饭”；拜访冯至，“他对我说，歌德不好算作浪漫主义诗人，接着很有权威性地一笑”。“这么说吧，我孤军作战，打的就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八十岁高龄的李文俊在回顾自己翻译福克纳的艰辛历程时，充满激情地说。尽管他的笔墨曾触及英语世界及其他领域的不少作家，但让他感到不枉此生的，自然还是向中国读者翻译、介绍了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福克纳的作品以艰深著称，而李文俊却以令人钦佩的勇气和毅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翻译了其中最艰深的作品:《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并不辞辛劳地连续编写了福克纳评传和画传，编译了《福克纳评论集》、《福克纳随笔全编》。他不无风趣地说:我现在是老黄牛拉耕犁，算是对得起他老人家。译者道路亦艰深，李文俊直言自己的生活平淡，少有传奇波折。大学毕业后进《世界文学》杂志社做编辑，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他和同为翻译家的夫人、黑塞研究专家张佩芬，至今仍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自己交一点房租，就这样对付着住了好些年。直到最近，我们才出钱买下来。”与他们同住的还有三十开外的独生子。尽管夫妇俩都从事翻译，儿子却没有继承“衣钵”，做了软件工程师。李老谈及此满脸喜庆，并未表现出一丝遗憾。尽管已届高龄，李文俊言语之间看似漫不经心，却处处透出慧黠和理趣。他谈到心中崇敬的“大师”钱钟书，“在翻译《喧哗与骚动》的过程中，我曾写信请教他，他回复说:福克纳的东西很烦闷，但存在必有它的理由，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对当时的李文俊来说，尽管钱钟书的话语带机锋，看似对福克纳有不恭敬之嫌，却仍不失为一种激励。最让他感慨的是，2007年春节前夕，已经有些时间没见面的杨绛先生，忽然打电话给他，说有重要事情商量。去她家后，杨绛郑重地指出他的随笔集《天凉好个秋》序言中的一处纰漏:他的生日农历和阳历不合。推算后，杨绛说“你跟钱钟书原来是同一天生日。”记者笑言，这当中似乎隐隐有一种“精神承继”的关系，李文俊打趣道:同一天生日，巧合。说到前辈和同道，李文俊显得颇为谦虚。谈到自己的译文，却一点都不含糊。去年年底，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翻译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凶杀案》。他信心满满地表示:别看是艾略特的一出诗剧，自己做的可是件“史无前例”的工作。“我向熟悉艾略特的朋友打听过，这部重要诗剧，至今未有人译过。”“尤其是其中神父的布道一节，即使有人翻译，能做到准确把握的人是少有的。”李文俊以翻译福克纳为人熟知，以至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但凡一提到福克纳，马上就会想到李文俊，福克纳某种意义上成了他的标签。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他和施咸荣等四人合译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在“文革”期间作为内部书出版；他还是卡夫卡《变形记》最早的中文译者，更少有人知道他还翻译过海明威。　1979年，“文革”后复刊第一期的《世界文学》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它影响了一代读者的阅读趣味。卡夫卡的推介得益于李文俊的慧眼。当时国内德语翻译家并不知道卡夫卡，甚至冯至也是如此，当他在德国留学时，卡夫卡还不为人知。因为经常浏览国外报刊，李文俊知道卡夫卡在国外很受重视，建议上海译文社出版卡夫卡的作品，“结果出了6本，作为反面教材内部发行”。时值《世界文学》复刊，李文俊请学德语的太太用德文版校对了一遍《变形记》译文。他没想到卡夫卡在青年人中会引起那么大反响。当时还在浙江海盐做牙医的余华看到卡夫卡，被深深震动。他后来写道：“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李文俊把翻译喻为“行人寥落的小径”。上世纪80年代初，李文俊开始翻译福克纳时，曾写信给钱钟书请教几个问题。钱钟书在复信中说：“翻译（福克纳）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福克纳难译，而《押沙龙，押沙龙！》更是难上之难。在福克纳的作品里，这样的长句比比皆是。李文俊说，翻译时难就难在必须要把作者蓄意表达的一切因素全部准确地表达出来，文字尽可能熨帖老练，符合中文习惯用法，还要保留住作者的“神来之笔”。长句子并不是惟一的困难。福克纳的作品是一个整体，必须对他的全部作品大致有所了解，才能译好其中的一篇。福克纳是语言艺术大师，文风时庄时谐，有时像莎士比亚和艾略特，有时却又土得掉渣。这一切均需译者悉心体会，紧紧追随。在译《押沙龙，押沙龙！》的整整3个年头里，李文俊日日夜夜都在受着这样的煎熬，往往一天只能译一小段甚至一个长句，第二天再将之改定。他至今对译毕当天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下午4时45分，我将圆珠笔一掷，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地叹了口气：总算是完成了。这是我译的第四部福著，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说到这里，李文俊走向书柜，在我们惊异的注视下，拿出那本《押沙龙，押沙龙！》，轻轻地把第一段的译文念了出来：“在那个漫长安静炎热令人困倦死气沉沉的九月下午从两点刚过一直到太阳下山他们一直坐在科德菲尔德小姐仍然称之为办公室的那个房间里因为当初她父亲就是那样叫的——那是个昏暗炎热不通风的房间四十三个夏季以来几扇百叶窗都是关紧插上的因为她是小姑娘时有人说光照和流通的空气会把热气带进来幽暗却总是比较凉快，这房间里显现出一道道从百叶窗缝里漏进来的黄色光束其中充满了微尘在昆丁看来这是年久干枯的油漆本身的碎屑是从起了鳞片的百叶窗上刮进来的就好像是风把它们吹进来似的。”“文学在合适的位置上就行”‘文革’结束后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找我翻译《丧钟为谁而鸣》，译了几万字后才知道已经有人翻译，且被某领导推荐给了出版社，自己的译稿只好就此‘搁浅’。”然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却让他阴差阳错与福克纳结下了不解之缘。李文俊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词句，来形容自己当初选择福克纳的“壮举”，因为他深知自己面临的将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而且1979年前后，国内知道福克纳名字的人可谓“寥若晨星”，更谈不上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译介工作。从1980年2月开译《喧哗与骚动》，李文俊一直到1982年6月才将全书译出。“大概总有两年，这本书日日夜夜纠缠着我，像一个梦――有时是美梦，有时却又是噩梦。”被普遍认为最难译的《押沙龙，押沙龙！》，对他则是一个更大的“噩梦”。他说:法国福克纳专家莫里斯库・安德鲁译过多部福克纳作品，惟独未译《押沙龙，押沙龙！》。晚年，李文俊拣起此书。花了三年时间，68岁的他终于翻译完这部作品，也因此累垮，心肌梗塞发作住进医院。翻译福克纳的艰辛，也让李文俊对翻译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在他看来，翻译外国文学的最大难题是:跨越两种文化的间隔，要以崇尚简洁、清晰的汉语形态出现时，仍能原汁原味地保持文本的美学价值。一个真正的译者必须要有“手段”，把散见各处、或埋伏较深的“脉络”、“微血管”、各种“神经”一一理清，把握好它们的来龙去脉，才能还原出一幅完美的原图。身体康复后的李文俊依然笔耕不辍，翻译一些偏于轻松的东西，如塞林格的《九故事》、儿童小说《小公主》、《小爵爷》等，译得最过瘾的是和已故翻译家蔡慧合译的《爱玛》，还学会了用电脑写文章。引用一位美国诗人的诗句“行人寥落的小径”，李文俊说:在一个分叉的路口，选择一条路走下去，不管是否还有更便捷的路，他都选择坚守在翻译第一线，最终抵达一生极力追求的人生境界。李文俊，原籍广东中山。福克纳翻译和研究专家。1930年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世界文学》主编。著有《纵浪大化集》、《天凉好个秋》等；译有福克纳及其他美英文学作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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